同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由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公布实施。劳教被定性为“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强制性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该决定仅有五条，不足千字，却自公布之日起，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它很快指向右派，1957年至1960年三年间，被劳教的右派约48万。
1982年，劳教的对象进一步发生变化。国务院转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将劳教对象进一步放宽，一切违法但又不够判刑的人员，理论上都可以，也应该被劳教。
在随后开展的“严打”中，劳教与劳改一道成为有力的专政武器。在“收得下、跑不了、改造好”的指示下，共劳教32.1万人，涉及最多的是打架斗殴、偷盗、赌博以及流氓罪。
无须经过司法程序，即可由公安机关执行，劳教的这一高效特性在“严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86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宣布，中国正在制定劳动教养法。但多年后，北京大学教授储槐植却回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讨论劳教法草案时，围绕劳动教养的存废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有人讲过一句‘名言’，叫做‘劳动教养制度让它自生自灭’，这种认识对劳教立法产生了一定影响，劳教立法被搁置起来。”
劳教司法化：不能突破的底线
这一搁置就是十来年。
“如果我们不从实质上解决问题，而只是从形式上合法化，这等于把我们现在认为实质上不合法的东西合法化。”多年后，时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的张绍彦这么解释为何不能急于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