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相信，他们的难过，是他们承诺太多，他们算计最大化，而对欠债不还允诺不守的行为于心不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年年如此难过他们仍要过，而且他们过得相当不错。据说，他们年关时的收入占全年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那么，年关究竟是什么呢？我曾经想到一种思路，它可能是我们文明里的信仰情怀，也许，这种奠基了一个文明社会存在之可能的信仰情怀是我们文明应对丛林法则、应对功利算计、应对历史主义或理性的秘密，即那种历史主义眼里毫不顾惜的岁月流逝必须时时休止，那种永无尽头为明天将来做准备作牺牲的调子必须停唱，以接受审判、清算，以决定新生。用今天的语言思维，如此长时间的休止绝非是为了要“消费”或完成“扩大内需”一类的“假日经济”的，那里面一定有是非，有信念，有至善。那些以各种“伟光正”名义自居的人，以为自己无时不刻地跟学问、真理、知识在一起的人，以为自己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的人，以为自己在进行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业的人，此时都不得不放下心中“僭妄的理性”而回应来自年关的神秘“律令”，虽然他们并不解这律令的全部丰富性。
而那些以现代理性自居来对抗这一律令及其习俗如“禁鞭”的行为，其败象固已天下周知并为世人笑。那么，年关里有我们文明存在的符码、情理则是必然的了。但我的思路如此芜杂，我想到了伽达默尔有关节日的论述，他是把节日当作跟祖先相会的。我还隐隐约约地记得，年在我们的民间传说里是一头凶狠的怪兽，驱邪避害是我们过年的要义。这也跟信仰情怀有关。这样的想法当然会让大方之家失笑，但我想，对于年关，如果我们自习俗、传统、言行里经过审慎的分析诠释和概念重构，将会发现我们的“日用”一定跟现代文明理性对生命的理解一致，我相信我们文明的习俗的核心也是对生命的至上尊重。生生之为大德，一定是体现在日常履践里。唐逸先生说过，在自家文化传统中，发现这由过往至现时而通向未来的道，只有惊喜与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