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能对年关有多少感觉。我自己是相当惭愧的，中国的旧书读得少，儿时的年节习俗不曾学得习来，现在到了欲说还休的年龄，面对年关，发幽情而不得，道感慨而无语。我唯一知道的是，年关是一道槛，它周期性地横在中国人心头，但当代中国人交不出答案，中国人因此无法登堂入室窥奥，从数九寒冬到小阳春，如此长时间里的休整，中国人多只能失语。真的，面对年关，我们能说出些什么呢，我们能给出些什么呢？
天增岁月人增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普天同庆。爆竹声里一岁除，且把新桃换旧符。除了这些套辞外，我们还知道什么？而这些套话背后更为深厚的人情、物理、信念是什么，我们也无人提及了。但我知道，中国二三流的文人戏子们却一直想抢答也在抢答这一问题。从元旦到春节，我们一直在技术包装出的喜庆里看着他们现眼。由于有关这一文明传统的洞见阙如及其精神传承之人物的缺席，他们的现眼往往成为中国观众随喜观摩的盛大的节日演出；也因其无根无着，这种现演往往具有后后现代的喜剧性。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中国人的言语和思维只能在平安、祥和、恭喜发财等套路上打转。
但我的记忆深处有着年关的另外内容。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后面的不记得了，网络上会有，但我拒绝用“古狗”把它搜出来，大概是有人流泪，有人歌舞楼上头。我儿时常唱的歌谣，大人望挣钱，小娃子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时我们才有新衣服穿，才有肉吃。而富人过年，穷人过年一类的提法则更直接明了地把世界划分出界线。鲁迅写过祥林嫂在年除夕死去的事，那种感受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悲苦的神经则在穷富背后发现了精神的悲喜剧，发现了观念的杀人力量。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并非集句：从中心到边缘》，诗很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