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上能得到什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我近来常常碰着些外国人，很疑惑我们没有民治主义的根底，如何能够实行共和政体。我对他说，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底，只比欧洲人发达得早，并没有比他们发达得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得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对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回顾当时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们的信条相背，安得不一起动手端茶碗送客呢？
当光绪、宣统年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不算革命党。但主义虽算不同，手段却又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州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州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象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呢，起事呢，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呢，弹劾呢，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地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地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地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