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接受。这并不是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所以晚明遗老象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的观念传给了后辈，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倡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刺激，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结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了。
第二件再说那民主精神。咱们虽说是几千年的专制古国，但咱们向来不承认君主是什么神权，什么天授。欧洲中世纪各国，都认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们脑筋里头，却从来没有这种谬想。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一个铺子打比，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还有一件，咱们向来最不喜欢征服扩张权力，干涉人民，咱们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们虽然是最能容忍的国民，倘若政府侵犯咱们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咱们断不能容忍。咱们又是二千年来没有什么阶级制度，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一般的高，一般的大。一个乡下农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