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没见过《北京日报》了，只记得毛泽东题的报名，不知现在还是不是那款。《北京日报》街面上没有，我也就得不到瞻仰，但我知道它一定是每天一日并且一报的。这也算不上什么，只要有人包着，一日一报算是本分。日报之余还可以研究一下举报，将两种文法统一起来。梅宁华做得很好。 袁腾飞的视频被传到网上，梅宁华发现了，连夜创作举报信，分别上报北京市教委、海淀区、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这是很专业的手法，教委公安局检察院三家的选择十分精准，多一个就浪费，少一个就不足，可见梅宁华深得此道。 我也不知道梅宁华的贵庚，看手法想必不会年轻，回推30几年大概不出三种人之外：一是当年的红小兵或红卫兵，也曾举报过父母或者邻居；二是当年没有这样的机会或勇气，却始终抱着类似的革命冲动；三是也曾有过被别人检举揭发的遭遇，这种人偏偏最热心举报别人。
这不是文字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 历史总是延续，文革到现在，这类人并不缺乏。他们对所谓“政治”与“言论”出奇敏感，一嗅到什么“反动”的味道，耳朵也直立起来，牙齿也亮了，呼吸声也加大了。他们一辈子只关注于此，对其他就成了鸵鸟，或者虫豸。 这其实是很卑微的一种社会生物，但他们的生命力不可小视。假如人都能像苍蝇或者蛆虫一样，那几乎就是无敌于天下了——要扫除一切害虫人，全无敌。 只是人不是虫豸，世界上也不只有“乌有之乡”或梅宁华，这点他们得学着适应，学着适应不同的观点、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不能太迷信检举揭发的功效与置人死地的手段。其实我的困惑与郭德纲是一样的——竟然没人通知他们文革已经结束了。 我知道“乌梅”等等对毛泽东与文革情深意切，没齿难忘。这可以理解，比如大家守在一处，搞搞仪式，握握手磕磕头唱唱歌念念诗，增进一下男女关系与革命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