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么时候，北京永远漂泊着一大批这样的青年：他们蓬头垢面，顿顿啃馒头，裤衩自制兜里藏着薄薄的十几张家里秋收后所剩无几的血汗钱。他们住在树村、圆明园和大山子。因为他们从小看过葫芦娃，上学学过愚公移山，所以柯特.柯本和梵高撑起了他们羸弱的胸膛。回到家乡后，他们就同胡金泉一样，成为了善良的贱民们嘲笑的对象。贱民们还能看不起谁呢?答案当然是他们自己。
当然，坚持到底地耗着算是唯一有个出路的机会了，谁让他们不是邓朴方、李铁映和李鹏呢？
胡金泉说，我在里面挺好的，我这根鱼刺，终于从那些人的嗓子里拔出来了。我踏实了，大家也踏实了，实际上，我挺高兴的。
这布鞋跟舞鞋差不多，还能立脚尖呢。
《立春》里的几个人物都是些在无间狱饱受煎熬的人。尽管他们有着社会公认的糊口职业，却始终无法融入当地文化氛围甚至生活习俗，这就使得他们比流氓无赖还不被人认可。5000年的独尊儒术把人们驯化成了肉体机械。芭蕾和大秧歌、咏叹调和民族腔看似没有半点利益冲突，人群却都要争先恐后地同它划清界线，只因害怕自己成为异类。贱民们从小就被统治者捏塑成泥偶了，电影早有广电局36天罡筛选好了，他们恨不得样板戏重回世间来；文化厅则宁让琼瑶和席慕容文雅的性交也不肯告诉下《1984》和《我们》是什么——
当然，我很愿意相信他们也没有看过。所有人都被驯化的如同羔羊，一旦失群孤立，就浑身战栗遍体筛糠，一旦看到个别羔羊用犄角顶门，就怀疑它们是狼变的，继而围成一个圈儿仇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