茴香的茴字，我们勤劳的祖先有五种写法！
生在鹤阳，老师们会说，这娃娃的嗓音条件不学二人台去真是可惜了。假使，他混的好得不能在好，成了鹤阳王向荣，也只能缠着羊肚肚毛巾站在红白喜事宴席上使劲地唱，然后满含着热泪满足地对着老乡们说，我不识谱，但是乡里的领导们给了我莫大的荣誉，不管二人台再怎么不景气，我也要死死地守住它！
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老实巴交的农民即使是文革的时候，也摆脱不了被愚弄的宿命。
王彩玲说，你看过契科夫的《三姊妹》没有,她说住在这种小地方，一个人懂六国语言，就跟六指儿一样是个累赘。
契科夫还没来得及访问中国就死了。所以他不知道中国是个很喜欢愚民政策的民族。掌握着话筒的永远是执政者。我们从小学期就被赖宁潘冬子教育着，更小些的时候，葫芦娃和黑猫警长教会了我们木讷地爱憎分明。时间过去5000年，统治者终于教会了贱民什么叫做本份。或者裹小脚，或者拜关公。握锄头的手与行为艺术是不沾边的。你TM有北京户口吗？
贱民们地头累了总是要多喘一口气的，假如统治者说多喘一口气是罪过，是不正经，那贱民们还敢喘气吗？
一旦背上了贱民的标志，就已经与艺术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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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泉说，我一直以为，时间长了这个城市会习惯我，但是我发现，我一直像根鱼刺一样，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我真是个怪物，像六指一样。
影片中所有憧憬艺术的人们都是一根鱼刺，扎在麻木人群的喉头。胡金泉们的悲剧在于：还没吃饱饭就憧憬满汉全席。贱民是不该有梦想的，艺术从来只是上流社会的游戏。明中期，徐文长已是名满天下，别人给他几个馒头，他就为别人在画上画几枝红梅，最后饥寒交迫，死了。18世纪时，萧邦和贝多芬都做过贵族用餐时的伴奏钢琴师。贵族们打着饱嗝擦掉胡须上的奶酪，说，为了我能愉悦地喝汤，亲爱的弗雷德里克·肖邦先生，请您为我弹奏一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