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逐，亲不以为六昆弟不低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3]
等到主父偃拜齐国相后：
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门。 [4]
由此看见，此时的宗族势力隐没与政治体制之下，并没有稳定的渠道进入到政治体制之内发挥自己的影响。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太学招揽青年才俊，并以经学作为人才考察的标准。自此，士人与强宗大姓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宗族极力鼓励和培养本族子弟研习经学，以便进入太学学习。太学生毕业后要作为“吏”进入政治系统作见习事务官，在经过考试选拔正式任命为官员，按照政绩升迁。这些强宗大姓培养的官员，依靠手中的政治权力回报宗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用余英时教授的话而言：
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土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二方面在多数情形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偱环。所谓“土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这从西汉公私学校之发达的情形，以及当时邹鲁所流行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谚语，可以推想得之。试想读书既为利禄之阶，岂有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强宗大姓反而不令子弟受学之理？[5]
自此，强宗大族掌握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主动权，获得政治权势的官员扩张自己家族的权势，逐渐垄断了获取政治权势的渠道，如此循环已久，必然形成一个封闭的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