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各级首脑的子女堂而皇之地步入政界商界已成为趋势和时尚，原先归于毛氏一家的资产现在由不下家红色贵族所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各层级的官员的子女乃至亲朋，享有丰厚的权力资源和资本资源，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大的渔利者。他们掌握了各层级的话语权，在权势和资本的互补双赢中呼风唤雨，成为社会的主导和中坚力量。尤其是在世纪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赚取超额利润，寻求资本回报。这些由红色后代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盘踞”，而且表现在他们在话语权方面也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在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等口号得到政策保护，同时以“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为依据，上下要挟，左右逢源。
那么这些红色贵族能不能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中扮演正面角色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一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贵族的地位和作用，以为他山之石。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了近代行政机关。根据现代宪政原理，国家行政体制应以政务和事务相分离为原则，也即在官员的产生、职务、责任以及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上各司其职，互不关联。在具体操作上，行政政务官的产生和去职主要基于国民的选举，其地位、职权和作用主要由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法律规定，他们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领导，对于决策的成败负有政治责任。行政事务官的任职条件、地位、职权和作用等均主要基于议会通过的行政法规范，他们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起着政务官助手的作用，对于决策的成败通常仅负法律上的和业绩上的责任；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依附于任何政党和政治势力，这是事务官与政务官的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