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从法律制度上，日本的行政体制与上述近代行政制度的要求完全一样，但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之一就是日本官僚体制的家族性。《日本国宪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公务员，皆为全体之服务者，并非为一部分之服务者”；第四十三条规定：“两议院以代表全体国民之当选议员组织之”。然而，在政治实践中，似乎公务员和议员并不一定是全体的服务者和代表，与其他国家的政制相比，日本的政治实践中出现的政治家族及家族性似乎更为突出一些。日本官僚政治中的家族性至少体现为这样三种现象：首先，某一家族可称为传统的“官宦之家”，代有政治家或行政官员；其次，行政各部门具有派阀特点，特定组织的内部形成一种类似于家庭式的小利益集团；再次，官、吏一体或互相包容和互相关心，公权力的执掌者多数从官僚步入仕途。
对比而言，中国的新兴贵族跟日本政治家族来源有很大相似性，他们也主要有三大来源。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庭的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经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庭。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这一家族虽然在经济领域呼风唤雨很有实力，但真正影响中国前途和未来的则是下面两类所谓“红色贵族”——即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