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中就会存在信任关系，信任就可以交往、交心。而在信任对象中，亲人是最容易，也是最值得信任的。因为他们自小长期相处，相互了解，更重要的是还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和利益关系作为支撑。因此，亲人是天然可以信任的“自家人”，其他人则还需要因为熟悉才能信任，其交往获得的信任成本大大高于“亲人”，随时都面临背叛的风险。因此，家族“亲人社会”的内聚力与排他性是相辅相成的。内聚力恰恰是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上的。只有排他，才能保持内聚。就后者而言，则因为在红色文化中有诸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贫农打江山贫农坐江山”的观念作用，在中国由政治一元国家转型为经济多元国家过程中，那些有着红色血统和行政资源的红色后代自然在这场新时期利益分肥运动中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赚取超额利润，寻求资本回报，成为拥有政治背景的经济巨鳄。
事实上，二战前的日本官僚制度，从观念上说，建立在“家族国家观”的基础之上。日本民族自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是日本民族大家庭的家长；对于家长，人们不能对他的权威有任何怀疑，只能绝对服从。这种神国论的表现，如英国人费尔墨所观察的，人们对天皇的服从，实际上可以从日本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盲从而得到说明；与西方国家中世纪的“家族国家”建立在国王有一些英雄祖先不同，日本天皇家族的源流并不可考，日本人对天皇的服从，完全是对“现人神”地位的服从。也就是说，在服从权威上，明治时代的日本官吏是不会去问一个“为什么”的。这一点，在中国红色贵族形成过程中也照样存在，只不过表现为更为粗俗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势利街头哲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