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段历史放在中国自秦建立郡县制平民国家迄清帝退位，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黄河之九曲，是滚滚东下的潮流的一次回流。这就需要探究缘何在东汉末年出现一种变相的贵族体制。
笔者不揣浅陋，认为从中国宗族的传统、西汉武帝崇儒既而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作为人才培养之蓝本、经济体制的漏洞使得土地兼并成为平民国家难以治愈之痼疾等方面来探究士族的出现是符合历史之实际的。
中国自西周建立典型的封建体制以来，贵族成为历史发展的支撑力量，许多家族经过几百年而没有中断，秦始皇消灭山东六国后，将六国的贵族集聚到一地以便于监视和控制，并将六国兵器收缴，以防贵族余绪起而造反。
刘邦建立汉家王朝后，对贵族势力也保持警惕，自己曾经的对手项羽便是贵族的后人。汉初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大族的活动，防止贵族的复活。武帝时期，更有规定，强宗大族不得族居。尽管最高统治者对传统的宗族势力保持高度警惕，但是此时的宗族势力并没有社会政治意义，宗族势力没有与政治权力发生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宗族不能直接参与政权，发挥政治影响。此时的“士”也没有与宗族势力发生关系，寒门的学子经过十几年苦读可以封侯拜相，他们靠自己的坚忍与奋斗，而不是宗族在物质和精神的支撑。如《史记·主父偃列传》中记载主父偃在其游学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