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愤青这一群，我谈不上鄙视，和自己小时候的愤相比,当今愤青只能算幼稚园小班。不过我也确实没有廖保平先生那样的“打捞愤青”的好心肠，打捞愤青主要是愤青家长、亲近人迫切需要做的事，愤青个人身边缺少头脑清醒的人物，算他们比较倒霉。
幼稚的愤青仅为达成宣泄，而老谋深算的假愤青却是为了在“群众运动”中获得一次投机的机会。真愤青往往是被假愤青操纵利用的，真愤青没计算而乱泄愤，假愤青有计算而有节有控，所以吃亏的多是真愤青。这是通常情况，也有“真诚愤青”不为投机的的例外事件。
2005年间，中国发生过一场愤青潮。许多官方网站置顶鼓动帖子，站内和手机短讯发个不停，让许多人误以为上街排外是官方在背后授意或默许的行为。那时我接到不少信息，问我“出动”可不可以。除了对我认识的个别人明说绝不可以之外，我一概都不搭理。我虽然明知道他们将面对什么却毫无表示，因为我认为，愤青的改变，主要靠他的生活经历、亲历事实来教训。
那次愤青的活动引发了权力的高度关注，官方起初断定其背后必有某种势力操纵运作，于是开展了深入调查。调查过程和效能无可置疑，但调查结果却让官方人士跌破眼镜——幕后黑手找出来了，任何组织机构都不是元凶，所谓的黑手、领导人、策划组织者：一个16岁的孩子。
愤青现象，是一种经济现象。在民营企事业发展强劲的地区，愤青群势单力薄，而在民营企事业艰难窘困的国富民穷的地区，极端狂热的民族情绪则颇具“市场份额”。这里似乎有个悖论，似乎越穷越爱国。其实不难理解，大规模的民营活动，切实提高着国民素质，其普及思想方法的作用，是若干高等学府无法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