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办”是为了“实行赤色恐怖”，“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虽然也说“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但和其他运动一样，这不过是显示公平的套话而已。
肃杀的氛围之中，“AB团”简直一抓一大把。仅一个吉安西区（相当于县）就揪出“AB团”两千多人，其它地方也纷纷“考（拷）问”出“AB团”分子。一个有武装的青年干部学校被认定“大多数是AB团”，还要搞“反革命暴动”。
抓了这么多“AB团”，该怎样处置？当时的办法是杀掉“领袖”，准许“团员”自首。与其丢命，当然是活下去要紧，吉安西区有七八百人“自首”。
即便这样，也仍然先后有一千多“AB团”分子被杀2。
这些还只是初步“成果”，整个运动没有就此止步的意思，正趋向更加激烈，刘士奇也正积极推动。却万没料到，自家后院突然起火，李文林、曾山给了他狠狠一击。
“AB团”被重新“发现”的时候，李文林和曾山都不在苏区，他们被分别派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李文林到时会议已经结束，但并不耽误他聆听中共中央的新战略。
此时的中共中央由李立三主导，决定掀起革命高潮，要红军打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便是所谓“立三路线”。
按照“立三路线”的观点，赣西南特委“政治路线上错误，农民意识特浓厚，保守观念，武装不集中”。
李文林、曾山完全接受中央批评，双双回到赣西南，立即着手贯彻新方针。可是也即刻遭遇阻碍，那就是刘士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