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往往预先设定整治的对象，而且数量越多越说明运动有成绩，致使各级干部常常想方设法网罗“对象”。赣西南反“富农”也不例外。
苏区的干部，多半文化见识都不高，更不懂现代法律规则。上面要求抓“富农”，为了多出成绩，就必须让“富农”们尽快认罪。要想快，最简便的办法自然是刑讯逼供。这不是他们的发明，祖祖辈辈的人包括官府老爷，不都是这样干吗？
面临皮肉之苦，许多人果然低头认罪，随你给他扣上任何帽子。
“富农”既然属“反革命”，罪行内容也就必定要有具体的“反革命”行为。作为最主要的“反革命”，不难想象，AB团很容易会被审讯者想起，添加到运动对象头上，那些人也只有乖乖承认。于是1930年5月，一些地方向上报告，破获了根据地内部的“AB团”。
刘士奇当即抓住新动向，宣布打击AB团等反共组织是“目前最迫切而且最重要的工作”，为此应“举行赤色清乡，肃清内奸”。
为了“赤色清乡”，刘士奇属下西路行委下令必要时“检查行人，断绝交通，挨户检查，登记人口”。苏区内民众从一地到另一地必须“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发现有“动摇表现不好份子”，有嫌疑的“生疏”过路人，统统捉起来送苏维埃。
要彻底肃清敌人，还得依靠民众相互检举揭发。西路行委特意告诫：“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