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国涛的《且说“山药蛋派”》提出“山药蛋派”的形成和崛起的理论；到《山西文学》1982
年12
期的《再说“山药蛋派”》又提出“山药蛋派”的新发展和后继有人；再到晚年对“山药蛋派”历史局限性的“盖棺定论”，
可否把它看作是一个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对一个流派的“三段论”？
山西文学院长张锐锋，在与我谈到对“山药蛋派”的评价时提出一个新概念：“时代的高度”和“历史的高度”。有些作家，只能说是“时势造英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们的崛起是由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由于许多原本出类拔萃的作家被压抑，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力后，他们冒了出来。是一种历史阴错阳差怪异的结果。所以有些作品只有“时代的高度”。而有些作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妥思托耶夫斯基这些大师，他们达到的则是“历史的高度”，是文学史上让人仰为观止的一座座高峰。
(原载《温故》十六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