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落千丈，贻笑大方，也就成了他们必然的尴尬结局。
马烽说：“张恒在他的文章里，说我们是跟风的，这不是事实。比如对大跃进，我们也有意见。文艺作品要宣传共产主义，但与‘共产风’怎么区别？我们曾认真地将这个问题提交给李雪峰同志。他当时是中共华北局书记，跑到太原召开文艺座谈会。我们几个都去了，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李雪峰同志说，政策非变不行，不对了就要改，文艺作品也不要光写政策。我为什么要写《刘胡兰传》呢？就因为当时要写大跃进这样的现实题材不好写，又不想去说假话，只好去写历史题材。”
马烽在1986
年1
月28
日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三年困难时期，创作上就不大好办了。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政策出了些问题。当时我们也不是没有看法，就是觉得共产风这么一刮，刮得人们没法写。你写什么呢？当然我们的文学创作最终目的是要为共产主义唱颂歌，但是那时刮的共产主义风就是不能歌颂。所以在那个时期，文学创作上是个低潮。全国如此，山西也不例外。因为不好办。你歌颂那些共产风吧，觉得有愧于良心。要真正写些实事求是的作品，又不可能发表。所以后来我们就走了另一条路子，就是写通讯、特写。”
当年首先提出“山药蛋派”的评论家李国涛在三十年后，也对“山药蛋派”进行了世纪末的盘点和历史性的总结：
李国涛说：“你只能把‘山药蛋派’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去探讨它的价值。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批三十年代已经成熟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钟书等人都失去了继续写作的权力；另一批已经成名的作家，如老舍、曹禺等，开始重新审视和改造自已的创作观，也几乎写不出什么新作品；而只有延安等老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共和国培养出来的作家在写。你的分析研究不能离开这一大背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山药蛋派’的作家们，除了马烽凭借自已的灵气，他的作品还有些文学意味外，其他人的作品，现在回头都没什么看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