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他们的早期创作，其艺术旨趣、审美观念、创作心态、风格取向以及功利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们对革命事业充满了由衷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充满了运用文学武器讴歌革命、抨击反动、配合形势、服务中心的强烈而坚定的自觉意识。其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传统的人文思想观念积淀不深，接受中华主体文化与舶来文化的系统教肓均有限，却长时间地为俗文化所熏陶濡染，具有与普通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同甘苦、共命运的深切体验，民间艺术的吸纳至为丰富，美学思想相对单纯而不复杂多元，理论的滋润则显得阙如；而在早年的革命岁月，彼此又建立起较牢固的战斗友谊。正是这一切，为以后“山药蛋派”的形成打下了理论的、实践的乃至人情方面的基础。
马烽虽然对张恒的文章提出了质疑甚至还很激烈，然而对“山药蛋派”在文学史上的定位，还是保持着清醒。马烽在1986
年1
月18
日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时说：“我们这批人的特点是：文化程度不太高，文学素养也不太高，书读得也不够多。当时我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文学艺术要为政治服务’，这个观念在我们是比较强烈的，因此，文学创作它当然要考虑社会效果。那时，不考虑经济效益，首先考虑的是社会效果。……我们这些人虽然有我们的缺点、弱点。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好处，这就是对文学的目的性和意义比较明确。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是浸透到血液里了。我们写东西都是为了整个的革命事业，而不是为抒发个人的感情。……我们就是时代造就的一批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