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在分析了“山药蛋派”形成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后，对“山药蛋派”的衰落做出了必然的断言：
“山药蛋派”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的产物。功利色彩、宣教目的极其浓重，也极易陷入浅白直露或趋时的境地，很难获得高层次的艺术突破和恒久不衰的文化价值。其审美情趣单一而凝固，接受精英文化的心态偏颇，认识短浅、内容狭窄，手段欠丰，追求思想容量广阔厚重的自觉意识至为薄弱；封闭多于汲取，自足多于开放，跨文化、跨国别的借鉴颇差，更缺乏对世界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客观考量；视野有限，涉猎局促，门户之见甚深，切肤之言、逆耳之谈也很难吸纳。
“文革”过后，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文化事业同样呼唤着生机。熬过劫难的“山药蛋派”作家自然不会甘于寂寞，也纷纷重操旧业，披挂上阵。1978年，马烽以《有准备的发言》、《无准备的行动》二则短篇小说再次亮相；接着，发表了《结婚现场会》、《李顺德和他的女儿》等十几篇小说。此外，和孙谦编写了电影剧本《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等。西戎、胡正、束为等也发表了不少小说，但这时他们的创作却每每显得力不从心，事倍功半。马烽的《结婚现场会》还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的小说却再难叫响。与孙谦合作的那些电影剧本，除了《泪痕》外，其他几部均每况愈下。西戎、胡正、束为的几篇小说也属昙花一现。意欲东山再起实则事与愿违，道理一目了然，“山药蛋派”作家根本没能力超越他们既定的美学体系与创作模式，在新的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面前，他们就必然越来越感到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