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朱胜瑀回到自己家乡，住在尼姑庵里，并把尼姑奉作精神的母亲，皈依她所提倡的“一切皆空”人生哲学。他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所以当得知未婚妻自尽后，他内疚、绝望、厌世，最后只好也服毒自杀。这部小说展示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黑暗的大革命年代，既无勇气与决心投入群众的革命洪流，又不愿与旧社会同流合污，因而犹豫、徘徊、悲观、绝望，最终归于毁灭。在其《自序》中，作者宣告：“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合，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作者把朱胜瑀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并“寄希望这旧时代，同他俩一同死亡”。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者寄予了深切同情；可是，对他的脆弱、悲观、厌世，作者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该小说《旧时代之死》尽管仍存在基调低沉等缺点，但对于当时“站在新时代台前奋斗，或隐在旧时代幕后挣扎的朋友们”，都是有一定启发与教育作用的。
它曾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
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是第四个重要的“多余人”。《倪焕之》曾被茅盾称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倪焕之是个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个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他始终站在超政治、超阶级的立场，将两者对立起来，而陷入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泥淖。由于受辛亥革命启蒙，倪焕之萌发了初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他还受到教育至上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与蒋冰之合搞“革新教育”，就是企图以教育改造社会、代替革命。“五四运动”的狂潮把他从家庭、学校推入了社会，使他认识到了自己鄙视政治、脱离实际、“教育至上”的严重错误。他开始把教育同革命联系起来，要求自己“做个革命的教师”。但是由于仍未脱离二元论的窠臼，他始终把教育与革命等量齐观，认为教育是革命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凭借”。“五卅运动”中他的思想有了一次飞跃，肯定了工农的伟大作用，喻其为“万古煌耀的太阳”，而他自己“飞行的终点正就是这个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