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一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社会背景与19世纪的俄国有相似之处，阶级矛盾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们渴望变革，以打破这种悲观的现状；二则，中国的“多余人”，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识、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三则，在一些“多余人”角色身上未尝不存在着他们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与俄国文坛也是不谋而合。不少作家声称，其小说就是他们本人的准“自传”。作家与角色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既有自己在才学、人品方面的诸多优点，同时又难免有思想、阶级、时代上的局限与不足。作家尽管在认识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质一样，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渗透着自己的爱憎情感与对未来的追求、愿望。
而当他们对自己笔下人物由欣赏走向批判时，他们就跳出了自己阶级、身份局限上的藩蓠，走向了新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个主要“多余人”形象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大多适应当时文化界阶级分化的形势，对几个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探索，描述其痛苦与挣扎，也反映其在个人奋斗路途上的破产。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笔下这些人物并不完全等同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他们是革命阵营中首先觉悟的部分，但其个人抗争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其个人解放并不能离开社会解放单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