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建设的成就大厦就始终建基于沙滩。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更直接的表象是贪污腐败。目前每年贪污腐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已不可以亿计。而贪污腐败主要集中在很多掌权的官员（尤其是一把手）身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即是缺少监督。至于因为一言堂决策失误而造成国家损失与隐患的，则恐怕更是无可计数。 在党领导一切的口号下，拒绝分权制衡，是政治体制问题的关键。阿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邓小平则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里分析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的、不加分析的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
…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其间的远见卓识不难发现。
改革的方向是民主，是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严格的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始终在推进的，譬如已经颇有成效的村民自治，譬如说机构改革，譬如说官员问责。但是，这些枝节上的改革还远远不能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的合力，尤其在面对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开放倒逼改革”，倘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也将很难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 “政治体制改革是确保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但八十年代党的两任总书记因为这个问题非正常的下台了，再限于后来导致的一系列风波，政治体制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限于书面，并没有实质性的举措。”吴明瑜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大原则到小步骤都需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应该有这个环境。” 从稳定角度出发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考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共识了，因为历史（包括文革）的教训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