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给我党各方面都造成极大伤害。邓小平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的总方针；1979年初中央宣传部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鼓励大家解放思想，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民主气氛达到高潮。我认为，正是适应着各项改革、特别政治改革的需要，才有《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冯兰瑞说。 “那个讲话当时真是振聋发聩，”吴明瑜说，“它带有根本性的意义，表明共产党纠正文革错误的决心与勇气，是共产党的伟大与英明之处。” 这个讲话，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主要提出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副职不宜过多；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和解决好接班人问题；
这些问题，特别是前三项如果解决了，将大大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度。 在吴明瑜的家里，他一行行的指着那篇讲话，说：“我们至今没有超过那个讲话，那个讲话所讲述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譬如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官僚主义大行其道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他的一个结论和钟沛璋是完全一致的：假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滞后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还会远胜于现在。
改革不彻底是当前中国种种问题的源头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