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去世以后,我们慢慢清理她的遗物,1996年祖父去世时留给她三万元人民币存款,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她去世时积攒下二十万元人民币。妈妈说她在一个小包袱里面找到一封王光美同志写给祖母的信,看来她藏了许多年,我在想祖母是怎么在一地碎瓷片、满墙红标语的年代里保存下来的呢?我想她心里一定有着自己恪守的正义和光明,因而她才会显得特别地勇敢和豁达。想到这些,我泪如泉涌,感觉自己此刻的内心通明透亮,且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留给未及赶来送别的亲友的,“告诉他们,这个人度过了美妙的一生”(Tell them, he had a wonderful life)。对于祖母来说,我们都可以肯定的是,她度过了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作为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一个好祖母,一个......真实的人,她真正地活过,因此她一定会以某种方式继续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她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我也要去做一个好儿子,好爸爸,好丈夫,好伙伴,活出真性情,找到人性美。下次我去南京的时候,一定去凭吊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烈士的墓,也一定去雨花台祭扫一下“卢家外公”。
祖母去世后,我们收到电话问“老同志留下什么话儿没有”?我如实回答,“祖母说不通知领导,不麻烦组织”,电话那头的同志有些迟疑,再次追问我老同志还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完全理解这位同志的好意,一般来说,有什么特殊请求,只要是不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这时候提出来,组织上都会予以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电话就是家属向组织提要求的最后机会。我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是的,祖母的遗嘱就是不通知领导,不麻烦组织”——她一辈子坚持“对党诚实”,我要替她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