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去世以后，她常常拿出祖父早年的西装证件照端详，反复给我们讲爷爷当年的轶事，在她眼里，祖父始终是才华横溢和英俊潇洒的。她90岁那年，申请加入祖父早年参与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追随祖父的全部事业。她早年本来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老外婆”明确告诉她，“你太XX了，不适合加入共产党”。这样一来，我们全家都是农工党的成员。
她是一个好妈妈。父亲小时候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经常在学校闯祸，祖母总是对他纵容迁就。有一年，父亲在学校和同学玩耍时，踢倒了学校的一堵土墙，老师把祖母叫到学校去，她却对着学校老师大声说，“你们的墙不结实，怎么能怪孩子呢”！1975年，正是在她的不断催促下，祖父才打破自己从建国起就定下的“我从不向主席提任何要求”的自我约束，提笔给主席写了封信，希望把我的父亲周骏羽调回上海照顾自己和老伴的生活，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向主席提出个人请求，而这也是他给主席写的最后一封信。这一次，主席并没有回复他，但是两个星期以后，父亲在军垦农场出早操列队时听到了“周骏羽同志出列，组织上决定调你去上海工作”的命令。她始终有护犊之心和舔犊之情，她身上有伟大的母爱。
她是一个好祖母。姐姐顺华几乎是她一手带大的，她总是爱带顺华和我去家附近的襄阳公园玩（后来襄阳公园的牌子是由祖父题写的，祖母就更喜欢这个公园了）。顺华喜欢“坐在奶奶的好腿上”（祖母因坐骨神经痛导致右腿不便），听她反来复去地讲“园林工人噗嗤噗嗤打药水”的故事，我喜欢她带我去家附近的成都饭店吃鱼香肉丝。她自己发明创造了一大堆有着陕西口音的形容词和名词，用来给我们解释周围的新鲜事物，比如：她把根系致密的慕尼黑草称为“霸根草”，把花团锦簇的海棠花称为“痒痒树”，她发明的这些名词是这样的形象和贴切，以至于我们一直以为这就是这些物种的真名，长大以后我们使用这些词的时候，旁人不知所云，现在这些词成了只能在我们家里沟通的私人语言，总是给我们温暖的回忆。祖父去世前想要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复旦大学，祖母嚷嚷着把复旦图书馆派来的同志赶了出去，“这些书我孙子要读的”——我至今感谢她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