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层中，除了谈风花雪月可以谈到七八十平方米，如果要谈国事，实际的言论空间可能就从宪法的100平方米缩小到10平方米。
言论自由的第三层，则是“行政命令”，吴思先生解释说：
办网络或报刊的会经常接到一些电话，“打招呼”，这就是行政命令。规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一般来说，如果上述“重大选题”范围中的问题，提到一下就要报备，事实上是没法操作的，实际上也没法管。所以你说了也就说了，碰了也就碰了。如果你说的与党和政府的方针口径一致，一般不会有人找麻烦；口径不一致，才会有人和你打招呼，下行政命令。如果大家都老老实实，心里知道言论边界在哪里，当一个听话的好总编、好编辑、好记者，双方相安无事。这种情况下，我们享受到的言论自由就不像第二层行政法规所规定的10平方米那么惨，大概能有20平方米。
另外两个层次，则要归功于敢言媒体人和广大公民的作用：
第四层，有些杂志和报纸比较“猛”，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撤了一个主编再换一个，前赴后继还那么“猛”，就拿他不好办。还有些杂志，比如《财经》，还不属于某一个行政体制之中的某一个部门来管，它的准入身份比较模糊，有公司性质，管起来也不那么顺畅。另外有些杂志可能后台还挺硬，而且前台也比较硬。前后都比较硬的话，就可能把言论空间从20平方米撑到30平方米，甚至有50平方米。这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主编时，可能享受到的言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