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对执政党功利性的反感，向前可以追溯到王实味。王实味因为《野百合花》在延安受到批判时，曾经提出退党，声明“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要去走“自己所要走的路”。林昭对同学倪竞雄讲过王实味的故事。被杀害在黄河边枯井中的王实味，可以说是林昭的思想先声。
林昭从极左的政治现实出发认为，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硬壳的保护使得其实用性内核更加得以不受阻遏地发展，以至到了全党特务化、政权帝王化的程度。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下，最终实现的是一人的私欲和没有底线的维护政权的手段。这是普列汉诺夫以及波普尔等人指出的“阶级专政”的路径进化。
林昭同时代的思想先驱们，更多地是在探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张志新和王佩英、陆兰秀（林昭的《星火》同仁们在出版的刊物上，也表现着这样的思路）。“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实用性”上的区别，是多数被称为“两头真”的人们经历了漫长得多的人生峡谷和时代曲折之后才有所省悟的。在否定了列宁之后，他们提出“回到马克思”。
林昭从未想要“回到马克思”。她与“列宁主义”和领袖崇拜对峙的思想体系另有出处，而且是来源明确的，就是在自由基础上的政治学原则，其代表人物从林肯到肯尼迪，其基本原则是自由和责任的统一。
林昭对自由的疾呼在十四万言书及附录诗文中俯拾皆是，其力度固然超出同时代思想者们，但重要的是她将自由和责任对举，作为政治学的先决原则。她将自身定义为“反抗者”，但并不认为处于反抗暴政的地位可以不承担任何伦理责任，不遵守任何规范。她为自己提出的原则是“坚决和诚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