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来看，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定位比单纯的“暴政”描述要更内在、准确。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不停地在调整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和政策方针，包括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与国民党从合作到内战、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态度变迁，以及其延续至今的“统战”政策等，而夺取和保持政权的目的没有变（即林昭说的‘天下靠打而民无二主’）。新时期邓小平“猫论”，则是实用原则的最集中体现。
“实用性”原则长期为人忽略，原因在于其外面披有坚固的意识形态外衣。新时期的“猫论”，也需要借“改革开放”的名号取得合法性。林昭指出了这种意识形态外衣的存在，她称之为“伪善的教条外壳，并且是硬壳”。这既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批判，也是思想上的透视。“教条的硬壳”，不止人们在一般意义上批判的“公式化、教条主义”，她直接地指出这是“该死而又该死的马列主义的外衣”。
如同今天党史研究的主流，林昭对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主义（经过列宁主义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所区分。林昭将马克思主义称作“不朽的裹尸布”，实际上失去了现实功能。而“马列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实用化的成果，意义要重要得多，林昭对其的批判也激烈得多。把“马列主义”称为“伪善的教条硬壳”，林昭看出了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下面的实用性内核--取得和占有政权，从列宁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到中国的“毛泽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