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俄罗斯传统中“西化”的内容剔除干净，索尔仁尼琴几乎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有，本质上也只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初级模仿版。
我之所以说索尔仁尼琴的左右开弓对于中国有特殊含义，一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俄罗斯也是“西化”的一部分，但索氏却不承认。二是，国内学者金雁、秦晖在《红轮》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指出，索氏与中国的“新儒家”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新儒家与索氏面临类似的困境。索氏在俄罗斯传统中找不到落脚点，是因为俄罗斯自身的文化传统剔除“西化”内容后，所剩无几。对于中国来说，则恰恰相反，不是太少，而是传统太丰富。新儒家提出中国要回到传统，问题在于：回到哪里？是前三十年，还是蒋介石时代？还是北洋政府时代？还是康乾盛世？还是郑和“七下西洋”？还是忽必烈幅员辽阔的国土？还是宋朝的文人政治、经济繁荣？还是汉唐气象？还是秦始皇帝？还是三皇五帝？在这有必要强调一下，回到传统应该理解为是传统的理念，而非传统的形态，就好比肯定秦始皇的价值，并非要求用篆体写字。
所以，中国似乎有太多的选择，而索氏回到俄罗斯传统几乎没有选择。因此，索氏最终的民族主义选择，只是一种感情，而非理性。索氏批判左右“西化”是有价值的，但是，批判不能等同于构建，索氏最终因为没有文化的着落而成为民族主义，也因为他成为民族主义而更加找不到文化的落脚点。
索尔仁尼琴的鸿篇巨制《红轮》从西元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到西元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包含了俄罗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从而也凝聚了索氏最重要的思考成果。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思考，决定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一个思想家。至于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最终能否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真理，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阅读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看看这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顽固、孤独和好战”的斗士，这个具有“先知的力量”和强烈宗教道德感的“社会良心”，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充满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