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一追根溯源的研究的确很深入，但有点太深入了，反而显得过于复杂而找不到答案。
索尔仁尼琴的确有高瞻远瞩的地方。他很清楚地看到，西方现代文明几百年来的发展过程，它的本质和表现，不管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不像一个文学家，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当代很多一流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例如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但是，西方文化不行，什么才行？索氏与汤氏、斯氏等人的区别在于，汤氏、斯氏等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出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索氏不愿接受这个结论。于是，他只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游荡。事实上，索氏倾毕生精力完成的《红轮》，开篇引用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赫尔岑的一段话，已经表达了他的心态：“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因此，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的左右派，却在俄罗斯的传统中游荡，找不到落脚点。
他在《红轮》最醒目的位置所引用的这段话表明，他不过是回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他与普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
然而，民族主义很难成为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只能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意义。全人类的共同和谐，很难借助民族主义，索尔仁尼琴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我们才会理解，索氏为何会对中国很不友好。索尔仁尼琴曾经说中国是军国主义，说中国有扩张野心，妄图占领整个西伯利亚，他提出要预见与中国的可怕战争，指出对待中国要寸土不让，等等。当年李敖曾经批评索氏是“二流货”，但李敖的批评在我看来也没说到点子上。索氏批判一切西方文化，但在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取代西方文化的资源。遍观世界，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拯救世界。索氏只不过是不愿承认而已。我认为，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不友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嫉妒。他想回到俄罗斯的传统，但俄罗斯的传统的确没有多少“非西方”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