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制度上应该如何完善？我认为，核心在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位。如果认为其可以以公共利益为理由征收村民的土地，那么，就要恢复其权力本色，其规划之制定，土地使用权收回决定的做出，乃至补偿数额之确定，都要和城市规划与国家征收一样，纳入监管范畴。村民有异议的，也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获得司法救济。即使异议不被认可，村委会也只能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向法院申请司法强拆。简言之，要把国有土地上土地征收的程序和救济覆盖到集体土地上，实现城乡在法治供应上的平等。否则，一方面是集体征收权力和征收欲望的空前膨胀，另一方面却又不给相对人以异议和司法救济的可能，双方缺乏对话和理性化解纠纷的渠道，而权力者又没有足够的权威和力量来震慑村民，那么，双方的冲突必定是无法避免的，陈宝成事件的悲剧也就会重复上演。
当然，还有一个更彻底的选择，那就是将开发权真正地赋予给具体的农民，由农民根据成本收益的判断，自行决定是否开发，如何开发。只要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把规划做好，也同样能够实现旧村改造。而且，这样最大的好处，是农民从被上楼，变成了自己主动上楼。可惜，我们的一些干部等不及这么慢的城市化，非要赶着制造政绩出来，村委会也非要利用土地开发来获取土地出让收益，为此，与民冲突也就在所不顾了。只是，以国家之身份，土地征收尚且越来越矛盾激化，困难重重，以村委会之民间性，土地财政靠得住吗？即使靠得住的话，你能玩得起吗？为长治久安计，能够让我们回到对话和理性的，还是尊重农民的土地产权，让公的归于公，超脱而神圣，让私的归于私，逐利而进取，公私各有边界，各守其责，彼此敬畏，这才是法治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