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克服交流障碍的办法，那就是修辞术的运用。靠真相无法沟通的，可以靠修辞来说服，这是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等大哲都洞见的道理。当代法学家波斯纳就修辞术如何运用提供了科学化的进路。他指出，说服与否，依赖距离和顽固性两个变量。立场之间的距离越短，说服的成本越低；信念越强烈，则越难以说服。所以，信念的顽固程度影响对修辞目的的选择，而距离影响对修辞手段的选择，比如旁敲侧击、绕弯子。总之要诉诸名声气场、对方利益、情感指导、聚集注意力、强化承诺、提供动机并培养移情等。
然而，修辞同样离不开权力，甚至必须依附权力。换言之，越是掌权者越喜欢遮蔽真相，拿出修辞的武器来俘获或欺骗人心。反之，无权者也喜欢借助修辞来靠近权力，增加话语的力量。哲人苏格拉底为此做出了表率。他因为厌弃权力，所以厌弃修辞，宁愿说出使人反感的真相而被判处死刑，也不愿意利用自己娴熟的修辞技艺来迎合庸众的情趣。同时，修辞本身也是双刃剑，其效果或许没打动别人，倒把自己套进去了。比如皇帝的那身新装，其实也隐喻着他那权力的修辞与掩饰的技艺。很不幸的是，他想掌控一切，却不知修辞的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他害怕被愚弄，反而被愚弄了。修辞的衣服可害苦了他。
说了这么多，我是不是对通过言论自由达成真相与和解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呢？当然并非如此。没有言论自由的实践，就不可能有基本规则和伦理观念的建设。每个人，都必须经过言论自由的洗礼，才能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开明与成熟。在言论自由的舞台，未经挑战的人生不值一过。表面看来，言论自由搅混了“一汪绝望的死水”，但它使问题暴露了出来，而不是等到整个社会无药可救时才慌忙清理病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