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至上”提出后，有人专门论述其三者的所谓辩证关系：“党的事业至上，是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保证政法工作始终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的必然要求;人民利益至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在政法工作中的体现，是对政法机关做好维护人民权益的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宪法法律至上，是依法治国原则对政法工作的根本要求，是政法机关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体现”（谢鹏程，2008）。今天再来看当时的这种官方解释，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解释不仅与依法治国相去甚远，而且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语义上，都是相互抵牾的。有趣的是，“三至上”的理论，正是周永康初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翌年即2008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
现在很难去深究“三至上”提出的背景，但是当我们再次把依法治国提到议程来的时候，抛弃“三至上”，而真正把宪法规定法和法律当成治国的理念而不是其他时，依法治国才有可能步入正途。同样有趣的是，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依法治的事，而就在这一消息发布前一个小时，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发布了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消息。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呢？我们期待着四中全会有关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精神和新举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