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党的事业至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并组织制定了法，但并不表明执政党可以凌驾于法之上，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写道：“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从法的意义和逻辑上讲，在依治治国的框架内，并不存在（或者也不充许）特殊个人、特殊阶层和特殊团体。因此不能因为所谓“党的事业”就可以凌驾于法之上而成为在依法治国下的“至上”。
再说“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利益”，在我看来，它与法的“公民”规定原属一政治属语，从来就是一抽象的概念，即从其一具体个案着手，从来是说不清的，也从来没有说清过。在法的规定里，对“人”而言，无非两种：自然人；法人。自然人与法人的“利益”，哪些属于“人民利益”，哪些又不属于“人民利益”，这一不是由“人民利益”来决定，二不是由哪一家机关和哪一红头文件来决定？所谓“人民利益至上”在法的面前，其实就是一无根无基的“伪命题”。在法的面前，原本是没有至上的。如果有“至上”，那也是法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至上，而非在法之外的授予。至于说到自然人的生命权、物权、发展权和法人的物权、发展权来说，那更不存在“利益至上”问题。法规定所得就“至上”，规定不属所得就“至下”。
三说“宪法法律至上”。三个“至上”说到了第三者“宪法法律至上”。 按照中国过去的和时下的排位理论和排位实践看，第一位的往是最重要的（没有“之一”，只有“最”）。也就是说，在“三个至上”的排位看，地球人都知道，“宪法法律至上”在“三至上”的排位顺序是等而下之的等而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