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受规则影响的人，应该能够参与操作规则的修改，而规则的监督者、资源（新鲜空气）的保护者（政府），也应该与资源的消耗者（老百姓）存在明确的代理关系。当受污染的公众，能够通过可靠的、可见的逻辑链条参与规则设计，不仅能使规则本身更能反映各方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配合。一旦代理关系不存在，或者较弱，那么，无论资源的管理者如何做，都必然遭到公众的批评。
所以，不管是聚集社会成本形成政治压力，还是在具体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体制都与雾霾有着明确的逻辑关系。
一个政治体制如何能有效均衡个人与社会成本，是人们对其作出评价的重要标准。任何体制都能均衡个体与社会成本的功能，比如，当下河北不停地关闭水泥厂、限制钢铁产量，就是一种明显的体制对雾霾的反应。但必须指出的是，不同体制在实现此类功能上的效率、速度、预见性、科学性却存在量的差别。这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差别就构成了评价的依据。从这个角度看，程度就是实质，量的差异就是质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