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利益的时候，才能驱使政府行动。而在社会付出的巨大成本还未转化为政治压力时，政府的环保动机不强，环保部门的权力也不够大。
在具体的污染过程中，所有排污者的好处都是实实在在的、明显的、集中的，另一方面，个体制造的污染，却是分散的。对于个体来说，自己制造的那一部分污染仅占自己所受到的污染的很小一部分。比如，一个人开车，享受了开车的好处，并排放出污染。当很多人都同样行动的时候，如果其中一个人停止开车，他会立即丧失开车的好处，却几乎不会改变自己遭到的污染，所以没人会减少开车。但是，当所有人都选择开车的时候，每个人遭遇的污染甚至会大过开车的好处。简而言之，这个时候，社会成本已经由每一个人共同分摊，但他们却陷在公地悲剧的陷阱里，无法自我解决，只能呼吁。
人们呼吁减少污染的时候，明白自己会从更干净的空气、更干净的水中受益，但与此同时，他们往往会低估自己的义务、高估他人的义务，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别人的义务会多过自己的义务。比如，消费者会认为，治理雾霾，主要受损的应该是那些工厂的利益，而不是自己开车与用电的权利。
当我们明白了这种义务幻觉之后，就不难明白，开着大排量的轿车，同时却严厉地问责雾霾，这种行为是真诚的，并不虚伪，只是个体面对
“公地悲剧
”出现无力感的同时也低估了自身代价。从这个角度上看，指望中国人，人人从我做起，主动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工厂主动实行严格的环保措施，既是幼稚的，也是不符合社会规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