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哲学和心理学观念系统而全面地介绍到中国,并触及到意识流文学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核心。《民铎》分别出地“尼采专号”和“柏格森专号”,对两位哲学家的非理性哲学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论。1921年12月柯一岑发表的《柏格森的精神能力说》一文,首次引进了意识流概念。同年,朱光潜也在《民铎》和《东方杂志》上最早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弗洛伊德学说,从而使国内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那时尽管大量译介和推广了意识流小说的哲学理论基础,但并没有系统、全面地介绍国外意识流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并没有出现纯正的意识流小说,只是吸取了一些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如小说的结构模式、表现视角和语言手段等使作品带有意识流小说的色彩,从而有别于传统小说。例如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青烟》,鲁迅的《狂人日记》,冰心的《疯人笔记》,林如稷的《将过去》,废名的《桃园》,李健吾的《心病》,萧乾的《梦之谷》等。
进入新时期后,意识流文学重新进入了中国,大量译介有关意识流小说艺术手法和技巧,出版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等作家的意识流小说,曾一度出现了“意识流热”。这使得不少中国作家从中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启示和渗透,大力借鉴意识流创作方法,创作出带有意识流色彩的小说。例如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海之梦》、《风筝飘带》,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在同一地平线上》等。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意识流的影响,在叙事角度和刻画人物上与传统小说有明显不同。作家不是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而是运用有限的、人体化的叙述方式展示小说中的客观世界,描写人物时,也不再注重人物的外部行为和外部环境及其变化,而是着重刻画人物内在的心理感受和心理流动,不再从外部分析人物心理,而是从人物心理去折射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