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再细观中国的资产阶级。显然，没有西方这种超越性信仰的中国小康阶层，不可能产生英雄主义的气概，他们只能卑微地生活于士农工商这四个社会阶层的末位。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是儒生与官员的品质，与作为“商人”的中国资产阶级无关。清末的所谓资产阶级能够做大做强的晋商徽商与买办，统统都是依附于官僚或洋人的，他们不可能具有西方新教徒的英雄主义气质。
最后再说一点，布尔什维克对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解释，来自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这种思想方法具有传统经院哲学的思辨主义性质，不讲究实证辨析，只注重逻辑推演。往往将间接原因混同于直接原因，把必要条件当做决定条件。在解释中国社会变化的原因上，只注重外在的物质因素，忽视观念对人的决定性影响，所以容易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韦伯的研究，才堪称实事求是。这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学者应该吸取的教训。
201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