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10488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358000余人，处决了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20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这种捕、杀无序的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党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即下发通知，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因为山东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经杀了不少地主、恶霸，加起来早已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笔者）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地下党、企业、政府、机关），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需要精细”，“我们拟即收缩——捕杀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他是最早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的省委领导。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接着，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并把处决人犯批准权收归省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