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电告华南分局领导人：“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广东、广西和广州市——笔者）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由于允许贵州突破指标，他的这一指示，华南两省一市也不会坚决执行。
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人、杀人风，必须立即开会，把地方“诸侯”找来，当面亲自布置刹车，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决议”一出台，中央立即转发，电告各地，大规模的捕人、杀人风，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会后有些地方仍然捕、杀了一些不应该捕、杀的人。如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358000名，杀了100840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468385名，杀了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110000人，处决了40000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四个月，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随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逐步贯彻，各地捕、杀人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实际捕、杀人数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第三阶段两年时间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总数只有1951年初那几个月捕人、杀人数字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决议”起到的作用是肯定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