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董健一样，也有一些人想改变高华学界“边缘人”的处境。我的老朋友杨奎松兄在为华东师大引进人才时，第一个引进沈志华，第二个引进的就是高华，但引进高华却遇到了种种麻烦。我的《一本书的高华》发表后，华东师大思勉学院的李蓓蓓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其实你可以补充一段高华调华东师大搁浅的一段，那一段也是起起伏伏的。”
一直到高华去世，他这种“边缘人”的生活都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其实，高华只不过是本着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这个社会让这样的纯粹、高尚的人走过“边缘人生”，肯定是社会出了问题。杨奎松在追思高华的文章中说：“高华《红太阳》一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这番话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感叹之言。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说自己一直是“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并试图引导读者与其一起游走。在高华的视野中，河流水面如镜时，那是蒙太奇般纠结着的历史与现实的幕布；水面波涛汹涌时，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鉴往知今。能对历史洞穿如此的高华，其实倒真的并不在意自己的“边缘人生”。当我和他谈起所谓的“边缘人”话题时，他曾开玩笑地说：“主体和边缘，只是当下历史与政治困境下的划分而已，若干年后，当这种困境消失后，还有这样的划分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看得更高一些嘛。”
是啊。青史充栋，掩卷后，齿留苍苔者几何？何为主体，何为边缘，不是当下就下得了结论的。高华老师，你西行路上倒真不必挂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