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让高华陷入到什么样的生活？高华没有说，但我的总结是，高华陷入到了一种“边缘人”的生活。
其实，“生活在历史当中”的高华，第一代的印记，已经开启了他“边缘人生”的序幕。
1957年，高华咿呀学语时，父亲被打成“右派”，他懵懂无知时已经带上了“右派”的烙印。在革命的政治语境下，“右派子女”的身份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殆至“文革”，“右派”被归之于“黑五类”，政治印记更加浓厚。而高华承受得更多。父亲被通缉，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只好逃亡。高华的记忆中，仍然内存着当时父亲逃亡后的境遇；门口贴满了通缉父亲的大字报——“野蛮而恐惧”，这是高华给我讲述的语言。
在这种阴影下，高华的生活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不敢搭界，只好躲在小屋“成一统”——读书。那时，一切是革命的，连能看到的书都是如此，没有书可读，大字报和揭发材料也读得津津有味。这种读书的方式，也加深了高华“活在历史当中”的氛围。我在香港访学期间，修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一书时，曾向高华请教。高华给我讲述自己对丁玲的认识就是从“文革”前后批判材料开始的，因为读了太多的批判材料，倒引起他后来追溯丁玲历史命运的欲望。
1978年，高华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现代史。这一研究方向的确定，注定他要成为学界的“边缘人”。
虽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为了平凡冤假错案的需要，对党史进行拨乱反正，党史和现代史热了一阵子。但是，这种热，大多仅限于政治需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阐述过这一现象，并称之为是“国家话语体系”下的研究，而“民间话语体系”下的研究，则充满了“雷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