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一头扎进书堆里去，真正遵循“板凳要坐十年冷”训言，从1978
年至
1991
年，皓首穷经
13
年，使他成为党史研究的“百事通”，也形成了他从学理而不是从政治需要梳理党史的思维逻辑。从
1991
年开始写作《红太阳》一书，到
2000
年书出版，这期间又是
10
年。
1999年，高华完成《红太阳》一书后，虽然《红太阳》一书在海外影响很大，高华的学术地位也不断上升，但他倒越来越成为所在学校的“边缘人”，要不是得到著名学者董健老师的帮助，他的“边缘人”地位一时很难改变。
董健曾担任过南京大学的副校长，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高华的书在海外声名鹊起时，恰逢杨振宁受邀到南京大学演讲。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特意对杨谈到高华的学术研究成果，谈到《红太阳》这本书，意在希望杨能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杨振宁受托专门向校领导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董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高华一些善待，一些鼓励，使他的处境还算好，至少没感受到什么压力。高华评教授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学术成果，也没遭到刁难。但大环境如此，高华“边缘人”的地位很难彻底改变，他从来没有主动申报过任何一项国家课题，因为他知道，课题经费不是给他这样做研究的人来用，不必自讨没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