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在干部任命的问题上，以前并无所谓的信息公开。过去这些年来，在全国的很多地方任命官员之前都要公告，并听取基层的反馈意见。反馈未必都见效，但说明在程序上有所进步。还有，过去十几年来，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民告官”案例，虽然民胜者还是少数，但从维护公民个人权益角度看，这毕竟是进步。最近，有些省市也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展，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不断有大学生、律师、普通老百姓、NGO 组织，要求地方政府公开它们的预算、花费、官员收入等等。提出这类要求的人，大部分没有被和谐掉，尽管披露的信息可信度还不高。
又比如，眼下人们关注的政府系统内部职权的重新划分、政府各级机构的重新设置，即所谓的“大部委制”架构。如果施行，则会带来行政成本和效率的显著变化。总之，1989年夏秋以来，官方所说的“政治改革”其实指的是行政体制调整改革。虽然它们多半是局部的修修补补，不全面不完整，更非逐渐深入、指向要害部位，但总体来讲，还算是有所进步的。
第四个层次在1989年夏秋以来发生的变化最多，也最容易叫老百姓反感乃至怒火喷发，这个层次就是政治技巧。比如，某个官员和他所负责的部门犯了严重过失，引起极大民愤。于是上级党政部门就宣布解除该官员的职务，公众乃至境内外媒体都会为此举欢呼。其实，在这一层面上，如果执行到位、坚持到底，便会触及行政体制深层的改革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经过多年的观察人们发现，对这些官员的处罚大部分都停留在政治技巧的层次上。中共不希望看到，公众对个别官员和他所负责的部门的不满立刻演变为对执政党的不满，所以“杀鸡儆猴”，以暂时平息公众的怒火。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受处罚的官员被发现易地做官了，或者换了一个部门做官。对这样的忽悠，老百姓非常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