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0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发香港身份证。这样的做法,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新政策的实施,成为非法入境者的“大赦令”,以至于粤港边境谣言四起,说什么“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认为,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机。
1962年初,农历新年刚过,成群的大陆非法入境者开始大批大批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每天人数都在数百人上下。当时,在宝安县由东至西长达150公里的公路上,外流群众一波接一波,如同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一般,奔向边境线。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们,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籍贯遍及12个省区。宝安与新界交界的梧桐山,是“逃港”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那段时间里,这里差不多每天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偷渡者。同时,公安边防也在这里重兵布防。面对封锁,这些偷渡者自发组织起来,常常是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