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保证政府不犯错误，但是我们可以要求政府一定要始终保持诚实，就如浦东新区区长在“钓鱼执法”事件二度调查后对外所说的那样。如果上海警方当初能够像上海市政府在“钓鱼执法”事件发生后那样诚实面对的话，那么，杨佳是否还会选择以极端的犯罪方式向上海警方“讨要说法”呢?不知道。但是，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上海市政府没有及时诚实地查清并公布“钓鱼执法”事件的真相，同时给予相关责任人员以适当的处分，还给了孙中界一个清白，那么，孙中界，或者张中界、李中界们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杨佳。谁能说这一切不会发生呢?
也许，杨佳之错就错在他不能像孙中界那样，以一种近乎自残的断指方式唤起社会的关注和官方的良心，也不能像张海超那样冒着生命的危险以“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自己受害的事实，证明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官商勾结。或者毋宁说，杨佳之错就错在比孙中界、张海超们走得更远，更极端。然而，让一个原本有着更多的人生道路要走的年轻人愤而杀人，不惜以身试法，正是我们这个体制所能收获的最可悲痛的抗议。把一个孤立无助的良民百姓逼上杀人的地步，正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最大的过错。杀警察者非杨佳也，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体制;死掉的也非警察也，而是杨佳们对这个体制的信心。
几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和一个同事到单位附近的小吃摊上吃饭，遇到安徽阜阳的一位民工也和我们一个摊子上吃饭。于是，我们很自然地交谈起来。当我问到他们老家的干群关系如何时，孰知他头也不抬，很不耐烦地回我一句：“别提当官的。提到当官的，我就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