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别的活法吗?巨大的恐怖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在我的前一篇文章里谈到文革中屈死的我的校长的遗书。
1981年,胡耀邦同志冲破重重阻力,组织中央工作队进驻广西,亲自主持的该省文革“处遗”,使如山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十数万冤魂得以昭雪。但文革的阴魂远远未能散尽。阻力是巨大的。阴谋需要继续带上光环以谋求和巩固权力,罪恶需要理由支撑以免于清算。工作组给雷校长平反时,学校的有关会议竟激烈争吵,有人执意坚持,雷是”畏罪自杀”,不能平反。致使结论迟迟下不了。
这时,雷校长的遗书被拿出来了
他似乎看到了这一天,看到在他身后会有人要继续往他泼污水,继续玷污他的清名。他在遗书中说,“我没有什么罪可畏”“,我的自杀是经受不住过分的凌辱和超过我健康负荷的肉刑”,“我愿饮弹速死,不愿凌辱和刑罚熬煎“……他庄严宣告:“我有自尊心.”"可杀不可辱"的旧(囿于时代,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旧”字)思想支配着我
……遗书澄清了主要的事实:他无罪可畏,他是被迫害致死。
平反得以顺利进行。。
在这里,遗书是一种反抗。它是对暴力的控诉,对罪恶的控诉,是生命的抗议,是人的尊严的抗议。
这是弱者的反抗。它以昂贵的生命为代价。但它又熠熠发光。因为它维护了生命的清白和尊严。
假如没有这份遗书,没有这反抗,那会是怎样的彻骨的悲怆!那将是真正的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