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汽车文化当然是与汽车有关，却也不仅如此，还有更为关键的社会文化与人性养成。倘若人文尚有残陷，时常东墙西补，覆膝见臀，又何谈健全成熟的汽车文化？中国的现状正取决于中国人由滑竿轿子牛车马车黄包车自行车公交车进到私家车普及的历史太过漫长，而汽车文化所需的时间积淀又太过短促。以中国人的特性似乎并不十分适合汽车，还是滑杆轿子肩辇之类较为适合。而二抬四抬八抬以至六十四抬大轿足可显示地位之差，满足炫耀之心。
汽车的本性是平等、速度与自由，而在中国却体现为等级、堵塞与桎梏。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奔波躁动，锱铢必较，当她与汽车文明所必须的礼让、节制与秩序抵触时，自然就会演化为加塞、别车、超速、路怒与杀人。中国人普遍缺少尊重与敬畏生命的意识——自然是指别人的生命——，如此之多的酒驾与逃逸者可以说明。所谓“路人”真是个极为贴切的妙词，“路人”即为陌生人，即为毫无关系、不必重视的人，与路桩杂物无异，所以中国人的对待别人也就常取“视为路人”了。
我也认真想了一下，很纠结于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尚有诸多贡献，何以惟在汽车文明中竟毫无作为？我冥思苦想，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了三个与“号”有关的特色之物，可以算是“补白”吧：第一就是单双号限行。因为奥运要使街面好看一些，北京实行了单双号制，的确见效一时。但大家总有办法，因为并不缺钱，只是缺号，所以大多人家又置办了新车，使路面复堵，而且更甚；第二就是尾号限行，效果虽不及单双号显著，毕竟也算一种权宜之计；第三就是摇号制度。将购车与摇号结合起来，仿佛“寓教于乐”，不尽增加了人们的参与意识、赌运兴致，也使人们看到了社会的“公平公正”，直到有一天宋建国宋海燕们捅破了这层薄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