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柏林病例的情况略有不同：他在移植前就已经停止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出于谨慎的考虑，伦敦病例的医生始终让他服用药物。
每天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以抑制病毒的复苏。通常而言，经过六个月的日常用药后，患者的HIV病毒量就会检测不到，因此也无法向其他人传播。但是，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停用几周之后，大多数患者的病毒量又会猛增。
伦敦患者的情况却非如此。检测结果不仅没有发现R5病毒（与CCR5基因相关的类型），而且也没有发现X4病毒，这是与另一个基因有关的艾滋病毒类型。在停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18个月后，这位伦敦患者体内仍然没有检测出艾滋病毒。
研究作者对伦敦患者的治愈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指出柏林病例的治疗过程要更加艰难。这或许是一个进步的标志。相比蒂莫西·雷·布朗，伦敦病例为接受移植而进行的化疗程度较轻，也不用接受放疗，并且对移植手术只有轻微的反应。布朗在白血病复发的时候又接受了第二次干细胞移植，同时进行了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
安东尼·弗契并不确定——他认为柏林病例的白血病复发是这种癌症特有的，而不是与艾滋病有关。对于那些将伦敦病例视为“治愈”证据的人，安东尼·弗契警告称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称该病例只是“缓解”，并表示我们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宣称这位伦敦男子完全摆脱了艾滋病毒。
其他一些经历了长时间停药过程的患者最终迎来的是艾滋病毒的卷土重来。例如“密西西比婴儿”（Mississippi child），这个从母亲那里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女婴接受了18个月的ART治疗，然后进行了两年的无药物治疗，此时的检测没有发现艾滋病毒，导致许多人以为她已经治愈。然而，病毒最终还是回来了。另一个例子是法国的“维斯孔蒂群组”（Visconti cohort）：14名在感染HIV后立即开始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然后在三年内停药。即使在他们的细胞中依然能检测到病毒，但已经处于自然受控状态。
